在商业与法律的交汇处，税务领域始终以其高专业壁垒与快速演变的规则著称。这里既需税务师、会计师的缜密，也离不开律师的思辨。当一位兼具注册会计师与律师资格，先后历经“四大”与红圈所，最终选择“二次创业”的先行者回望来时路，他的观察与思考，恰似一把钥匙，正在开启有关专业价值、行业发展与法治精神未来之门。本期人文访谈，让我们走近盛煌娱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律师，聆听他执业二十五载中，那份驱动转型的“不安分”，与始终如一的专业“守初心”。

步履不停：在跨界中追寻专业本心

Q1：您拥有“律师”与“注册会计师”双重资格，最早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担任德勤全国技术中心合伙人，是什么动因让您决定从“四大”到律师的跨界转型？

叶永青律师：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因为我是学法律出身，当年误打误撞进入四大做咨询，心中一直潜藏着一个念头：如何能让自己所学的知识、所受的训练更好地发挥出来？所以，做律师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冲动。

真正的契机出现在2011、2012年左右。那时我在德勤担任技术中心合伙人，看到了大量税法解释和税收争议方面的问题。恰好，当时中央报告里明确提出“依法治税”的概念。这让我觉得，从法律的视角去看“税”，或许是一个更好、更不一样的选择。

那时也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决定出来。同时开始了解到，在发达国家，税务律师长期在法律领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会计师事务所各有擅长。此外也有一点小心思（笑）：当时做过比较，从个人收入看，律师比会计师高，税务律师又比一般律师高。

当然，还有一个做律师的小梦想：想做一些公益法律事务。过去十年，我也一直和几位朋友坚持在做这类工作。

总而言之，当时出来是抱着一个比较简单的信念：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税务律师未来会是一个非常有成长机会的职业。过去的十一年，我也确实看到税务律师从几乎无人关注，发展到今天有越来越多人主动进入这个领域，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律师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职业，税务律师在其中又格外特别。历经十几年的律师执业生涯，我愈加确信这一选择的正确。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做一名好律师。

Q2：成为律师之后，您认为税务律师相对税务师、会计师，在为客户提供税收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为客户带来什么独特价值？更宏观地看，税务律师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在哪里？

叶永青律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也在不断调整。

最早我认为税务工作大致分三部分：一是税收规划（交易前的税收考量与安排）；二是税收合规（交易中的申报、计算与证据准备）；三是税收争议解决（与税务机关的不同理解寻求解决）。我觉得税务律师在规划和争议方面特色较强，因为律师更理解交易法律关系，容易形成更完整的规划方案；在争议解决方面，复议、诉讼更是律师的天然优势。

但后来我的认知有所变化，无论是规划还是争议，会计师、税务师和律师很多时候只是“手段不同”，一个好的会计师/税务师也能在规划和争议中提供独特价值，比如财务安排、会计处理或不同的财税视角。毕竟，税法很多问题本就源于财税领域。

所以，我最终的观点是，咨询行业的底层逻辑本质上可能是相通的。会计师可能对税法有很好的法律理解，税务律师也可以对财务会计有深度理解。某种程度上，大家的终点会逐渐融合在一起，各具特色。

很多时候，这跟“人”的因素关系更大。客户选择顾问，其实是找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在这种选择中，人的因素有时比职业标签更重要。律师的竞争池子天然更大，不仅要和同行竞争，还要和税务师、会计师竞争。我们固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如何展现，让企业觉得你的服务更契合他的需求。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人的因素起了更大作用。

随着经历增长，你会发现站在狭隘的职业视角谈论优势意义不大，很多东西最终是融合的。一个好的律师必须深入理解商业运作，一个好的会计师也必须理解商业逻辑，最终都是“殊途同归”。很多人把“了解商业”理解得太简单了，以为就是学点行业知识。如果只是知识，读本书或AI一下就能知道个大概。但真正的了解，是要钻进去，将行业的底层逻辑内化到自己的思考体系中，这要求非常高。我有个朴素的认知：当行业真正认识到这种深刻理解的价值时，法律服务的黄金时期才会到来。未来的竞争，将是思维能力和内化行业认知的竞争，这才是塑造律师独特优势的基础。

Q3：从“红圈所”到盛煌娱乐，您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平台跨越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叶永青律师：这也是个有点纠结的问题。我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在非常大的平台，非常感恩在德勤和金杜（各超过10年）的时光，它们让我接触到了非常多出色的人，帮助我成长。

但我天性中可能有点“不安分”，总想去看看不一样的东西。第一次“不安分”是从德勤转型做税务律师，第二次就是来到盛煌娱乐。

当年离开德勤还有段小插曲。老板说不用走，德勤马上就要成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所以我其实2012年还在德勤旗下的勤理律师事务所担任过两年合伙人。这段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我对律师这个专业行业的信心和信念，也很感谢当年得到的这个机会。但我这类人，本质上对专业既有自信，又一直有学习的紧张感，生怕因为不够专业而服务不好客户。所以当时心里就想，一定要去一家真正的国内律所看看。于是我选择了金杜，想了解一家优秀的律所是如何运作的。在金杜的十年里，我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税务业务在其中有点像一颗螺丝钉。我也有一些基于自己对制度理解的想法，想把过去在“四大”看到的以及理想中的发展想法，放到新的实践轨迹中。这也是我和清友主任聊过后，觉得他的想法是我所认可和期望实现的。

这次不一定叫“跨越”，某种程度上可以叫做“二次创业”。说“二次创业”是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把我对法律、专业服务接近25年的理解，以及对组织的一些想法贡献出来，给我周围的人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变化。

另外，我在金杜的团队已经比较大，成员各自也面临着发展瓶颈，我们需要寻找一个能让这个共同奋斗10年的团队找到不一样发展途径的地方。这也是离开的一个动因。

总体而言，我现在的心态很简单直接：感恩过去，珍惜现在，相信未来。非常感谢团队能跟我一起做出这个选择，这对他们很多人也不容易。本质上，可能还是觉得离退休还有段时间，还可以“折腾”一下（笑）。

行业洞察：征纳博弈中的理性破局之道

Q4：在当前税收征管发展变革的背景下，您认为，一个真正高效且具备抗风险能力的税务合规框架，应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叶永青律师：我觉得一个好的税务合规框架应该具备三个核心要素：

第一，合适的人。税务合规领域，人的因素至关重要。负责合规的人必须对税务风险有敬畏，不能胆子特别大、什么都敢做；同时要对税法有信念，不能依赖与当地税务机关的“勾兑”；需要具备一定的情商，能与税务部门打交道，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从企业的税务总监到老板本人，都要具备合适的认知和心态。如果老板心态不当，要么导致税负过重（盲目缴纳），要么逼人做高风险的事，合规便无从谈起。因此，人是第一要素。

第二，科学的体系与架构。合规单靠人不够，还需要系统支撑。这个系统应涵盖内控管理体系、科学的交易思考逻辑、有长期性的公司架构考量。因为企业运行的结构安排、公司设立、内控流程、交易设计、架构搭建等环节，都可能引发税务风险。

第三，外化的能力。企业的合规处理最终要外化在与主管机关的互动中。这包括：接受检查时的专业解释能力，如何呈现交易让税务机关相信合规完善，如何寻找和利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帮助。现在总局正在打击违法中介，企业在寻找顾问时更要学会甄别真正的专业服务——专业是严谨的态度和全面的考虑，而不是拍胸脯说“能搞定”。

所以，企业要建立真正的合规框架，需综合人、体系和外化能力（沟通及专家运用）这三方面，才能在当前环境下以不变应万变。

Q5：您认为当前征纳争议日益增多的原因是什么？常有纳税人担心税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会破坏“税企关系”，作为常年同时服务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资深业内人士，您对此怎么看待？

叶永青律师：税收争议增多的原因也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宏观经济变化。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家经济都进入一定程度的“内卷”期，在卷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竞争或者冲突。财政收入压力可能使政府更注重税收征管，而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也使其更关注税负，征纳双方对利益的诉求都变得更加强烈，冲突自然增多。

第二，转型期的结构性变化。历史上，我国的税收征管相对温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在高速发展中未被深究。现在随着税收法治化推进（如2019年后个税征管全面收紧），许多历史不合规问题暴露出来。这既源于纳税人以往习惯和对税法敬畏不够，也因为我国税收法治发展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规则本身的不完善和滞后，留下了争议空间。

第三，技术发展与治理变革。以往冲突少还有一个原因：双方不易看清对方底牌，沟通多依赖本地化、个人化的渠道。现在，税务机关通过技术、数字化系统几乎能瞬间掌握企业大量信息，管理方式也从属地化转向总局可通过系统直接向基层派发疑点。叠加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执法内外部监督的不断加强，原本本地化的沟通渠道被削弱，变成了数字化、近乎全透明的刚性执体系法，面对突然难以有效沟通的机制，冲突便容易激化。

对于纳税人担心破坏税企关系，我想说：税务机关是一个机构，机构本身没有感情，因此不必担心“得罪”。你是在与机构中代表公职的人员打交道，核心是“公对公”的规则探讨。税务总监省下的税不进自己口袋，局长收的税也不归个人，双方更多是在探寻国家税法执行的合理性。

我的经验是，任何时候都要尊重、理解税务机关，坚持基于规则和专业事实进行沟通，就事论事。我跟税务机关打交道多年，也曾代表纳税人告过税务局。如果打一次官司就得罪一次，我早该出国流浪了（笑）。很多时候，通过复议、诉讼这样的正式途径把问题辩明，反而能“不打不成交”，建立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系。所以关键是Don't take it too personal（别把事情个人化），以专业和规则为基础进行互动。

远瞻新局：全球税改下的中国应对

Q6：您连续多年被多家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评为中国税务领域“第一等律师”，并荣获《商法》“睿见领袖”等行业大奖。您认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全球税收改革会对中资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型挑战？

叶永青律师：中资企业出海已是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带来两大挑战：

第一，中国企业要适应更复杂的国际规则，克服“水土不服”。国内税收环境相对宽松、偏重个人化沟通，而出海要面对发达国家更复杂、更刚性的税收法律体系。这是企业首要应对的挑战。

第二，国际税收环境正处于快速变革期。从2015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BEPS行动计划，到现在的支柱一、二，因财政冲突和企业跨国流动引发的税收挑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互联网业务如何征税和分配，规则仍在建立中。因此，企业将面临一个比以往更动荡、更复杂、规则间冲突更多的国际税收局面。

对此，我的建议有三点：

1.思想上尽早准备：认识到国际税收的复杂性和影响，对规则心存敬畏。

2.人、物、体系上尽量筹备：寻找合适的专业伙伴，在人才、组织和内部管理制度上，尽早构建国际化管理规则和资源配置，如建设国际化团队。

3.建立危机应对能力：在体系未完全建成前，危机应对能力是首先要建立的。总部需形成高效管理结构，以便迅速应对海外税务争议和危机。

Q7：作为一名业内公认的“学者型律师”，您同时担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和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学术委员，并积极参与税收法规政策的制定和研讨。您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和税收监管环境有哪些预期？

叶永青律师：国家提出“税收法治”，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把财税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财税体制决定资源分配。未来税法体系建设，需要更精细地平衡纳税人与国家的关系。因为钱留在社会（企业）更有效率（激发企业活力），而集中在政府则更侧重公平、兜底与保障。两者需寻求平衡，这是一种精细的社会治理认知。治大国如烹小鲜，必须在政府（追求公平与公共服务）和企业（追求效率与发展）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

因此，我对未来的期待：一是更坚定地全面走向法治化。我国税法已基本完成立法，下一步重点是啃下《税收征管法》这块硬骨头，它是平衡征纳权力的关键规则。

二是在税收争议上，双方有更平和的心态和更好的处理方式。税收争议本身是税收法治的表现，是形成税法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过程。税务机关应更适应纳税人提起争议，纳税人也应更善于运用这一工具实现利益平衡。这其实回到之前的问题，大家不用过分担心“得罪”税务机关，只要基于规则和尊重进行专业沟通即可。

薪火相传：专业热情与长期主义的坚守

Q8：作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外导师，您在培养年轻税务法律人才时，最注重塑造他们哪些能力？

叶永青律师：我比较简单直接，不固定一定要培养他们成为税务律师，但希望他们能做到三点：

第一，综合的思维和学习能力。这比知识本身更重要。要能贯通商业、法律、会计等不同领域的原理，把握问题本质。

第二，对某个领域的热情和兴趣。这是我多年观察中认为对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因素。我希望能通过交流激发他们的一些热情。

第三，坚持。即使有机会跳槽或选择，但在任何一个领域，如果没有坚持，很难真正理解透彻。我非常佩服的一些前辈老师，他们作为律师永远不会放下专业，这就是坚持。我自己虽“不安分”，但在每个地方都坚持了十年以上，这背后正是深入理解所需的韧劲。

Q9：您已在税务法律领域深耕25年，组建了一支专注于财税业务的队伍，您认为团队的优势是什么？

叶永青律师：回到刚才对学生的期望，我们至今的优势在于，第一是充满热情；第二是具备综合能力，成员都能在财税两方面跨界理解和解决问题；第三是注重思维能力，自我要求高。

比如最近出版的新书《税法洞察与实务精析》就是团队智慧的结晶，它凝聚了我们过去十年的思考与坚持。这背后就有最重要的因素——坚持。十年间，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还坚持写文章，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热情和信念。我们积累的素材足以再出版三四本书，这个过程真切地体现了对税法的热情、综合寻求解决方案的信念，以及长期主义的坚持，这既是我们团队的优势，也是我很开心能与他们共事的状态。

在叶永青律师身上，始终交织着“不安分”的探索欲与“守初心”的专业定力。从注册会计师到律师，从红圈所到新平台，他一次次跨越，却从未偏离对专业本质的追寻。他相信真正的价值终将融合于深刻的商业理解与规则驾驭之中，也深信税收法治是一场需要理性构建与耐心诠释的长路。如今，他怀揣“二次创业”的激情，继续立于法律与商业的交叉口，探寻更优的答案。他的步履，或许正印证：所有值得奔赴的旅程，皆始于一颗不安分的心，与一份沉得下来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