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专业出身，转而扎进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十余年后，又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知识产权与娱乐法——从语言到法律，从国内到国际，这条跨语言、跨院系、跨法系的求学之路，塑造了恒盛注册律师事务所顾问刘淑真作为知识产权律师最独特的底色：规则互译的能力。

从业十余年，处理过上万件商标、著作权、域名等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她是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引路人”，也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护航者”。在她看来，知识产权保护不只是落在纸面上的条文，而是品牌版图上一块块不可或缺的拼图。拼上了，品牌的护城河就多了一层保障。

跨界底色：“规则互译”之路

Q：您先后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并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深造，专攻娱乐法与知识产权。这一跨语言、跨院校、跨法系的求学路径，是如何一步步将您引向知识产权领域的？对您的执业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淑真律师：我本科读的是英语，当时在学校读了很多欧美文献，文学类、商务类、技术类，也包括一些法律类，面很广，算是打下了英语语言的基础，也有了一种国际视野，能够理解不同文化和商业上的逻辑。

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完成了国内法的系统化训练。毕业后，我希望把自己的专业背景——英语和法律相结合，刚好有做涉外商标的机会，就顺理成章进入了知识产权行业。一做就是十多年。

我对这个领域有更深理解的，是2022年我决定去UCLA读LL.M.，专攻知识产权和娱乐法。在此之前，我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实务，脑子里积攒了大量疑问和困惑。比如我之前代理很多国际客户在国内的商标注册和布局，国内商标抢注现象比较严重，我们经常建议客户做防御性注册，但很多客户不理解——尤其是一些英美国家的客户，他们会问：“我又不在这个领域使用，为什么要去做防御性注册？”

这其实就是两国法律体系的差异，商标保护制度有很大不同。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感受完全不一样。在UCLA那一年，学校在洛杉矶，离好莱坞很近，娱乐业非常发达。娱乐法是UCLA的专业之一，上课时老师会邀请各大娱乐公司的资深法律顾问来分享——华纳兄弟、迪士尼这些，学到的就是最前沿、最实务的内容。

这段经历让我从“怎么去做”升级到“为什么要这么做”，学会从商业、技术和法律交叉的角度，结合国际视野审视问题。现在我做跨境知识产权业务，既能跟国内客户讲清楚海外规则，也能帮助海外客户理解中国的审查及司法实践。这种规则互译的能力，和这段求学经历也相关。

执业底色：“功夫在前”的办案哲学

Q：您深耕知识产权领域十余年，在您看来，知识产权这一领域最打动您、让您持续投入并坚持下来的核心动力是什么？

刘淑真律师：说白了是成就感。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智慧成果和品牌价值，不单单是纸面上的条文。大的方面，帮国际品牌认定驰名商标，或者在侵权诉讼中获得上百万的赔偿；小的方面，帮一个初创小企业取得商标注册。每一个案子、每一个商标都像是品牌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拼上了，品牌的护城河就多了一层保障。帮企业做这个事，非常有价值。

另外，这个领域变化特别快，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尤其现在AI技术的发展，每天都有新的法律问题产生。我本身就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从求学到工作，一直在不断转换视角、在接触不同的国家和领域。所以做了十多年，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能一直在这个领域坚持并且深耕的主要原因。

Q：您累计处理过上万件知识产权案件，涵盖商标、著作权、域名、商号争议等多种类型。在长期、多类型案件并行的实践中，您是如何形成自己体系化、精细化的办案思路的？

刘淑真律师：总结下来就是——既看全局，又捏得住细节。案子办多了，就不会只盯着一个案子看。我习惯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把商标、域名、商号等串起来，做整套保护方案，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但具体到每个案子，我又非常较真。举个例子，对他人的商标提异议，我首先要做全局判断：对方这个商标有没有显著性问题？有没有恶意注册嫌疑？我的客户有什么在先权利？这就决定了案件值不值得打，以及从哪个角度打。接下来就是研究细节——客户有在先权利，具体是什么？商标？版权？商号？证据链怎么构建？等等。

体系化的框架加上对细节的打磨，思路也就清晰了。

Q：在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个阶段最能体现知识产权律师的战略眼光？

刘淑真律师：早期的布局和注册阶段。合理的布局可以帮企业挡掉后续无数麻烦。我们在帮海外品牌进入中国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提前扫清商标障碍——检索发现可能造成障碍的商标，该提撤销的提撤销，该提无效的提无效，该谈判的谈判。这远比等你进去之后被告侵权再诉讼要明智得多，也省钱得多。这就是提前布局的价值——功夫花在前面，后面才不会被动。

Q：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中，诉前的协商调解与诉讼庭审，您更看重哪一个环节？

刘淑真律师：我更看重诉前的协商和调解。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耗时耗力成本高。如果能通过前期发函、谈判，或者异议、无效宣告这些行政程序解决问题，对客户来说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诉讼当然也很重要，是我们最后的防线，能定分止争、争取赔偿。但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协商和行政程序解决问题我用得更多，也能更好地保护客户的商业价值。从客户利益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方案的话，诉前的协商调解肯定更合适。

多维作战：行政、刑事与海关联动的立体维权

Q：在一件运动品牌的维权案中，您提到了“公证购买”这一细节。在打击假冒伪劣的实务中，是否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取证”经历？您如何看待律师在这类案件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刘淑真律师：时间戳取证、公证取证都是常规手段，但我们的工作不止于此——海关查扣、刑事案件协同办理都是常态。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户外运动品牌的维权案，我们先做市场调查摸底，确定目标后，带着公证员实地走访，固定证据。因为涉及出口，我们向海关举报并沟通拦截出境。海关查扣的侵权产品达到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案子就转给了公安——行政、刑事多条线路配合，最终把案子做成了。

回头看，我觉得律师的价值不仅仅是帮客户挽回损失，也是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打击假冒伪劣，归根结底惠及的是每一位普通消费者。

规则互译：中美法律差异与全球商标布局策略

Q：您同时持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及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具备中外法律视野。在处理国内外商标布局及跨境知识产权争议时，您认为中外法律体系之间最大的差异和实务难点是什么？

刘淑真律师：比较大的差异在于思维习惯、基本法律制度和程序上的不同。比如美国的商标保护强调“使用在先”，中国是“注册在先”——但我们理念也在转变。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实施，整体方向就是从强调注册为主向使用保护转变。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陪审团等，跟我们的实践也非常不同。

我做得比较多的是帮国外客户理解中国法律在实践中怎么落地，当然也帮国内企业摸清海外的法律门槛和操作习惯。我的做法是先了解客户的行业、预算和市场目标，再帮他们设计最适合的方案。比如海外布局是走马德里体系还是单一注册？要结合实际情况，讲清利弊，让客户自己做决定。

Q：马德里体系和单一注册对企业来讲选择侧重是什么？

刘淑真律师：马德里体系是一个集中的商标注册体系，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集中提交商标注册申请，可以覆盖全球将近190个国家和地区。你提交给它，它分别向各国家转达、延伸到各国家。管理和费用上都更简便，不用分别单独向每个国家提交商标注册申请，当指定国家越多，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就越经济、越划算。

但它也有问题：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成员国，有些国家覆盖不了；还有一些国家彼此之间有政治冲突，你指定了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不能注册，这些都要考虑。

另外，马德里体系有一个“中心打击”的风险——就是申请注册之后5年内，它要基于中国的国内基础申请或基础注册。如果你国内的申请最终被驳回了，或者被无效了，那国际注册也就无效了。要维持效力还得向各个国家去转，程序比较繁琐，到时候再转又是一笔费用。当然，如果基础商标非常稳妥，比如已经注册了三五年，使用证据方面也保存得比较完善，被无效的风险很小，那走马德里体系就比较合适。

单一注册则更灵活，适用于布局国家不多或不在马德里体系成员国覆盖范围内的情况。

实务心法：品牌容易忽视的抢注问题

Q：从近期热点商标纠纷来看，在当前的实践中，您认为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常见的法律痛点是什么？

刘淑真律师：外资进中国最大的痛点是品牌被抢注，甚至呈现产业化趋势。早期抢注很大一部分是品牌在国内的经销商或代理商直接抢注；现在更多的是商标恶意囤积人，天天盯着国际品牌的动态，一旦发现这些品牌可能要进入中国市场了，赶紧去抢注，纯粹为了转卖牟利。等品牌在中国真的要落地的时候，发现商标在别人名下，面临的困境就不仅仅是改个名字——前期投入的市场宣传、渠道铺设，都打水漂了。即使后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面临的也是很长的审查周期和较重的举证责任，过程漫长又被动——异议、复审或无效、一审、二审、再审，几年下来，时间成本耗不起。

中企走出去也是类似问题——海外布局意识和预算跟不上市场拓展步伐。很多企业觉得先做好国内市场再说，等产品要出口、参加海外展会了才想起来注册，结果发现商标已被抢注。我们遇到过企业在海外参展，产品还没下展台，有些人就盯着——他们会去参展，看到你这个品牌了，立马就去当地知识产权局把你商标抢注了。等企业反应过来的时候，产品要下架、展位被警告，还要耗费时间成本去应对异议、诉讼或者谈判。这不单单是法律风险，还有市场机会的直接丧失。这也是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比较多、也比较惋惜的情况。

AI时代：挑战与知产律师的“商业升级”

Q：随着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AI带来了“创作归属权”等复杂法律问题，著作权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知识产权律师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刘淑真律师：挑战很直接——法律跟不上技术。AI生成物（AIGC）比如AI画的画、生成的视频，本身有没有权利？谁享有权利？会不会侵权？AI训练用了大量素材，要不要授权？这些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一些规则，但立法上还没完全跟进。对律师来说，机遇也在于此——新问题意味着新服务需求，知产律师必须跟进技术，帮客户设计合规路径、起草新合同条款。跨过去就是一片新蓝海。

我自己的话，目前有涉及到AI生成物的著作权，法院实践认可的前提是创作人参与度高、有创意在里面——简单输入几个提示词生成的内容不享有著作权。但如果你训练数据未经许可使用了别人享有著作权的图片，生成的相似图片再拿去使用，就可能会被诉侵权。

Q：AI叠加复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激烈竞争，您认为未来知识产权律师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刘淑真律师：未来知产律师的生存之道，归根结底是从“知产律师”升级为“商业律师”——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客户的生意、行业的逻辑、技术的趋势。

其实不仅是知识产权律师，整个法律服务行业都在经历这个转变。未来律师的价值不是机械处理文书和程序性事务，而是成为客户信赖的策略伙伴。AI可以做大量基础工作，但替代不了基于多年经验积累和行业认知所做的战略判断和风险管理。

所以律师的立身之本还是在于持续学习、深耕行业，提供远超法律文本本身的价值。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客户的商业模式，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从而在遇见问题时提供方案，成为客户决策过程中的法律参谋，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的解答者。

需要注意的是，客户信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个案子里慢慢积累的。刚开始客户不知道律师有几斤几两，但办几个案子真的办到他的心坎里——效率、结果、对需求的准确判断——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从英语专业的国际视野，到政法大学的法律根基，再到UCLA的跨境淬炼——刘淑真律师的职业轨迹像极了她所从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十几年间，她见证了中国商标法从“注册优先”向“使用保护”的立法转向，也亲历了知识产权保护从企业“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的市场觉醒。

这条路上，她只做一件事：在规则与创新之间，为企业品牌搭建一座可通行的桥。

AI会写文书，但写不出上万个案子打磨出来的专业判断；技术能检索法条，但检索不到行业暗流里的风险信号。新技术、新法域、新挑战永远在路上。但对刘淑真律师而言，这恰恰是知识产权最迷人的地方：守护创新的尊严，也守护商业世界里那些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智慧成果。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