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中，被告人退赃以及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与能否从轻判决、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减刑假释，关系尤为密切。在辩护工作中，我们多次接到家属关于是否退赃、如何退赃的咨询，特别是在共同犯罪中，往往涉案金额更大、法律关系更复杂、所涉罪名交错，需要律师进行深入研究，为当事人及家属提供确切可靠的意见建议，力争帮助被告取得最佳辩护效果。

《刑法》第78条、第81条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是犯罪分子减刑、假释的基本要求。2014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1]，明确规定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以下简称三类罪犯)减刑、假释，必须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标准。对三类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不仅应当考察其是否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而且应当考察其是否通过主动退赃、积极协助追缴境外赃款赃物、主动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2]进一步强调对于三类罪犯，不积极退赃、协助追缴赃款赃物、赔偿损失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2021年两高两部发布《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3]，再次重申：“有可供履行的财产拒不履行”，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

可见，对职务犯罪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要想具备减刑条件，认定其非法所得已全额追缴、财产刑已履行完毕，取得《结案通知书》，对减刑假释至关重要。

实践中，对共同职务犯罪的被告人，部分被告人执行完毕但同案未能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已经执行完毕的被告人能否取得《结案通知书》是家属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以“余甲、沈乙、董丙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4]”为例，在该案中，余甲、沈乙、董丙三人除共同受贿所得2000万外，余甲个人尚有贪污所得379余万、财产刑140万，沈乙个人贪污、挪用及单独受贿648余万、财产刑140万，董丙尚有贪污所得215余万、财产刑70万。

在判决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足额追缴三被告人共同受贿所得2000万元。董丙贪污所得215余万及财产刑70万均执行到位，但从余甲、沈乙处单独执行到位案款均不足以满足追缴贪污、挪用公款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对董丙能否出具《结案通知书》，执行法院内部存在两种观点[5]：

该案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认为董丙涉财产部分执行完毕。可见，在共同职务犯罪的刑罚执行环节，涉案人员应该积极履行财产刑罚，律师可以协助家属从理论及司法实践的角度向执行法院申请取得《结案通知书》。

实践中，如果审判庭认定共同犯罪人共同实施职务犯罪活动，对职务犯罪非法所得金额不进行区分，进而在判项中明确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违法所得互负连带责任，则所有犯罪所得均需追缴到案后，当事人才具备减刑条件。

如在“原甲、王乙贪污、受贿案[6]”中，法院查明：“被告人原甲、王乙共同贪污人民币17465059元，被告人原甲单独贪污人民币4463857.4元；被告人原甲、王乙共同受贿人民币9153937元，被告人王乙单独受贿人民币3305000元。”在此基础上，判项中载明：“被告人原甲、王乙对共同贪污、受贿部分承担连带退缴责任。”在执行环节，在案扣押物品变价后连同在案扣押的钱款人民币517万元[7]，不能覆盖共同受贿及贪污金额2661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犯罪人仅履行完毕各自单独贪污、单独受贿金额及罚金的情况下，是不能认为当事人涉财产部分执行完毕，进而出具《结案通知书》进入减刑环节的。

综上，在当前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实质化审理的大背景下，律师可以协助被执行刑罚的当事人及家属认真分析案件情况，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力争取得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证明材料，帮助当事人顺利取得减刑假释，这也是刑事辩护的必要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