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元宇宙视域下AIGC可版权性研究》最终篇，前文回顾请点击后方蓝色文字阅读恒盛注册观法丨元宇宙视域下AIGC可版权性研究（一）。

图表三：域外AIGC著作权归属制度统计表（点击放大查看表格/长按保存图片）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保护的客体称为“作品”，其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从《著作权法》与《实施条例》的条文界定可以看出，当前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体系是以“人类智力为中心”来构建的保护对象。智力成果所指向的对象即为人类（自然人）的智力成果。AIGC其本质上是依据大数据和算法的计算过程。《著作权法》的立法逻辑上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要更加复杂，不仅包括理性（如对于写作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而且包括思想、情感和灵魂。因此，AIGC是否属于“作品”需要进行法律构成要件分析。

关于AIGC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通过梳理发现目前根据对“作品”主客观方面不同判定，划分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派别。

人工智能的仿生性是对人脑某些智力活动的模仿与执行。人类活动的成果可以被称为“智力成果”，那么实践中人工智能作为模仿人类智力活动的生成物，也应当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成果。具言之，AIGC可以从外在表现形式与内部运行原理两方面进行区别。

从外观上看，AIGC与人类创作的智力成果具有相同表现形式。二者都属于可以被人类理解的思想、情感和认知的表达。具体在风格、结构、方式等表现形式上，AIGC可以与人类创作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智力成果传达出相同的意义与思想。

从内部运行原理上看，AIGC作为前文所述之第二类生成物突破了第一类生成物执行既定算法与程序产生的固定结果，其在深度学习后具备相当程度的智力“创作性”。其仿生性，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所能实现的自主创作，与人类学习、构思与表达的过程并无差异。因此，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与人类智力活动本质相同，二者均体现了认知事物、运用经验、解决问题等的综合能力，人工智能当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创作“智力”。人工智能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态度等个性化因素。故在这个层面上，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成果。

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作品”认定的基本条件之一为“独创性”。

若从人工智能应用的是算法、规则和模板这个角度分析，其不能凸显创作者的独特个性，不是人类主体的情感表达，缺乏内在人格基础，即不能认定其具备独创性。若从人工智能输出结果是遵循人工智能设计者意志创作的产物角度上看，“算法创作”中体现出了人格要素，能够认定其具备独创性。

从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和“独创性”的实质含义上分析，人工智能作品独创性的证成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

2019年4月25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 [10]（以下简称“菲林案”）。该案与AIGC的知识产权法保护直接相关，被认为是我国著作权法领域的“人工智能第一案”，并迅速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该案中，法院重点围绕原告的人工智能系统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是否构成作品问题而展开说理。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分析报告不是由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所有者）创作，因为其并未输入关键词来启动程序；同时，由于该报告并未传递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思想、感情，所以其也不能享有著作权。该分析报告是人工智能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法、规则和模板结合而成，应当被认定为是由人工智能“创作”的。然而，构成作品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自然人创作，因此，该分析报告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即便如此，法院认为该作品具备传播的价值，还是应当受到法律的相应保护，例如，虽然软件使用者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在分析报告中署名，但是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软件使用者可以采用合理方式“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最后，该案法官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不认定其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该人工智能创造作品为法人作品。

2019年12月24日，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作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11]（以下简称“Dreamwriter案”）一审判决。

法院在判决书中从涉案文章是否构成文字作品和涉案文章是否构成法人作品来判定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在论证涉案文章是否构成文字作品时，法院引用《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判定其具有“独创性”。分析判定“独创性”时，法院认为应当从是否独立创作，以及外在表现上是否与已有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或具备最低程度的创造性等角度进行甄别。另一方面，从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来分析是否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及技巧等因素。

最后，法院认为从涉案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来分析，该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及其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并由Dreamwriter软件在技术上“生成”的创作过程均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条件，本院认定涉案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另一方面，法院认为涉案文章是由原告主持的多团队、多人分工形成的整体智力创作完成了作品，整体体现原告对于发布股评综述类文章的需求和意图，认定其为原告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

具言之，两个案件分别出于人工智能的不同阶段，菲林案分析的威科先行导出之报告属于早期人工智能，即第一类生成物。而Dreamwriter案则处于人工智能的准成熟阶段，是属于近第二类生成物。但因两案件均是AI生成文章案件，也即具有了可比性。威科先行导出之报告体现不出“独创性”，不能判定为作品。相较而言，Dreamwriter软件为原告的创作工具，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体现了原告的创作意图，内容具有独创性，属于原告的法人作品。

两份判决一正一反，体现出司法机关截然相反的裁判态度。但是，从细节分析却发现两份判决的细节标准并不矛盾。都是根据生成物的生成过程、独创性以及创作行为所传达出的作者思想、情感、表达的综合判别结果。是对“软件自动生成的文字内容”在具体的不同情形下性质与归属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已有的两例AIGC判决，法院持一正一反的态度。虽然是根据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生成物的生成过程、独创性以及创作行为所传达出的作者思想、情感、表达的综合判别结果，但两个案件中的人工智能都并非可以完全实现深度学习、自我迭代阶段的人工智能，并且对于构成要件的认定仍然缺乏具体、量化、明确的裁判标准。从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上看，AIGC著作权保护制度中著作权主体只能是法律上的“人”，而非人工智能。这体现在“作品”属性界定上就对AIGC挑高了难度。是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AIGC已然大规模进入相关市场。科技迭代的速度往往超乎人们想象，AIGC 更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得是在现行的著作权法框架内进行范围调整，还是突破现行框架进行人工智能著作权专门立法；对于AIGC版权主体是坚持“自然人”标准、“法律人”标准，抑或是实行“法律人+人工智能”混合登记标准，这些均需要我们的法律在人工智能时代作出明确规范。著作权制度本应当本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凭借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调节能力，积极地对此予以回应并合理规制，而不应当抱残守缺，出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而将其排除于保护视野之外。未来时代著作权法的走向，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走出“技术知识的囚室” [12]，寻求具有广泛社会价值的技术理性。人类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或许是对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最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