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严重违反佛教戒律，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少林寺管理处通报显示，释永信涉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与寺院资产，私生活方面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且育有私生子。中国佛教协会迅速表态，坚决拥护对其依法处理，并注销其戒牒。

释永信自1999年担任少林寺方丈，长达26年的任期内，少林寺在商业开发等方面动作不断，从成立相关公司到开展各类商业活动，他被外界称为“CEO 和尚”。然而，此次事件不仅严重损害其个人形象，更对佛教界声誉、出家人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让少林寺这一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刹陷入信任危机。

一、乱象背后：制度空转与监管乏力的双重困境

1.任期制度虚设：权力固化下的监督盲区

我国相关规定对宗教主要教职人员的任期已有明确要求，《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就指出，主要教职人员应当实行任期制，且任期需符合宗教团体相关规定。而《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更是细化规定住持任期为5年，虽允许连选连任，但明确连任三届后若要继续担任，属一般寺院的需报省级佛教协会同意，属全国重点寺院的则要报中国佛教协会同意。

然而，在少林寺的实际执行中，这一制度却大打折扣。过长的任期极易造成权力过度集中，使得监督缺乏有效制衡，为腐败等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这种“宗教一把手”长期固化的模式，直接导致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为权力滥用埋下了巨大隐患。

我们并非不理解宗教领域与企业管理存在差异，宗教更注重教职人员对教义的深刻领悟和修行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任期制度的规范作用。现行制度对换届指导存在明显缺失，亟待通过明确考察主体、方式、范围及流程，让任期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2.日常监管缺位：考核形式化与监督链断裂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要求，宗教团体应当制定宗教教职人员行为规范，健全宗教教职人员奖惩机制和准入、退出机制，并制定宗教教职人员考核制度，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任职、奖惩等的重要依据。各宗教团体都定期对教职人员进行年度考核和备案，但在少林寺的实际操作中，这些制度要求沦为“纸上规定”。以释永信事件为例，其涉嫌长期违反佛教戒律及法律规定的行为，却能在历年的年度考核中“顺利过关”，备案信息也未因行为失范而受到任何影响。这种年检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暴露出监管链条的严重断裂。

地方宗教事务部门受限于编制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现实困境，难以开展常态化巡查。许多县级宗教事务部门仅有2-3名工作人员，却要监管数十甚至上百处宗教活动场所，日常检查往往只能“走马观花”，难以发现深层次问题。而宗教团体内部的道风监督机制更显乏力，部分监督委员会成员由住持直接任命，独立性丧失，导致“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释永信的失德行为长期未被纠正便是典型例证。监管缺位的核心症结在于制度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梗阻：考核标准模糊、备案流程简化、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使得本应起到预警作用的监管机制彻底失效，为宗教领域的失范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

3.财务漏洞凸显：制度失灵下的利益异化

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管理有明确的制度约束，《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第五条明确要求宗教场所应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如实反映财务状况；第二十七条更是严令禁止“宗教教职人员和其他任何人员将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据为己有”。《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定期向所在地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众公开。

但少林寺此次暴露的资金挪用问题，撕开了其财务监管的巨大漏洞。作为拥有巨额香火收入、捐赠资金及商业合作项目的知名寺院，其本应成为财务规范管理的典范，却出现项目资金被侵占的情况，说明财务监管制度完全未落到实处。

这种财务管理的混乱状态，源于三重制度失灵：

一是内部财务审批流程形同虚设。在不少宗教场所，住持往往拥有资金支配的“一言权”，大额资金的使用、项目的投入等重大财务决策，常常由住持一人拍板决定，没有设立有效的内部资金支出审核防线。既没有专门的财务审核委员会对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合规性进行评估，也缺乏相互制约的机制，使得内部监督如同虚设，为资金被挪用、侵占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外部审计机制缺失。多数宗教场所没有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审计，财务账目是否真实、资金使用是否合规，缺乏客观公正的外部评价。宗教场所自身出具的财务报告，往往难以摆脱自说自话的局限，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这就导致外部难以对宗教场所的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监督。

三是信息公开流于形式。即使有些宗教场所进行了财务公开，公开的内容也往往笼统模糊，多是一些概括性的收支数据，缺乏详细的明细和说明，信众根本无法从中了解到资金的具体去向和使用情况，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哪怕是按照规定向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情况，很多时候也只是提交自己制作的财务报表，而非经过专业审计的审计报告。而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部门对于这些报告，也鲜有进行深入的复查、核查和实地巡查，使得报告提交这一环节也失去了应有的监督意义。

二、破局之道：构建内外兼修的合规体系

要根治宗教领域的乱象，必须从制度重构入手，打造“外规内化、双向发力”的治理格局。这一思路与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论述高度契合——“要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宗教领域矛盾问题，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活动；支持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具体包括：

1.推动外规内化，构建标准化制度体系

宗教团体、宗教事务部门应系统组织法规培训，将《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转化为贴合各主体实际的操作指引。宗教事务部门、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院校等宗教领域各主体需以“制度”为抓手，将分散的法律法规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通过梳理制度清单、明确必备条款与可选内容，让宗教界清晰掌握“必须做什么、应当怎么做、不能做什么”，推动外部法规要求内化为内部管理规则，解决法规繁杂、理解不到位的问题。

2.健全内部监督，筑牢合规管理防线

设立独立的道风监督机构，由宗教界资深人士、信教群众代表等组成，依据教义教规和制度规定履行监督职责；引入专业机构开展常态化财务审计，审计结果按规定向宗教事务部门报告并以适当方式公开；依托信息化手段接入监管平台，按要求实时上传重大活动、资金变动等关键信息，实现管理过程的可追溯、可监督。

3.强化协同监管，凝聚多元治理合力

地方政府应充实宗教工作力量，通过购买专业服务等方式弥补人员与专业短板，解决监管力量薄弱问题；建立健全评价与奖惩机制，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的合规情况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违规主体依法采取限期整改、约谈警示等措施，整改不力的按规定予以处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形成多方协同的监管合力。

通过“制度落地—自我监督—监管协同”的三重发力，既能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也能让宗教领域的合规管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最终实现“以合规引领宗教事务提质增效”的治理目标。 

三、结语：守护信仰的纯粹性

释永信事件给宗教界敲响了警钟，当戒律让位于贪欲，当信仰沦为牟利工具，受损的不仅是宗教自身的声誉，更是亿万信众的精神寄托。我国早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宗教管理法规体系，从《宗教事务条例》到各类专项办法，为宗教活动划定了清晰的法治边界。关键在于将这些制度从“纸面上”落实到“行动中”，让合规成为宗教场所的自觉遵循。唯有坚守“以戒为师”的传统，融入现代治理的智慧，才能让宗教回归净化心灵、引导向善的本质，让千年古刹的灯火，真正照亮人心。这既是对信仰的守护，也是对法治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