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家族企业经营与家庭财富管理的交叉领域，个人担保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争议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高频痛点。我们近期经办一起典型诉讼案件：陆总与黄总为夫妻关系，黄总作为某公司相关责任方为企业借款提供个人担保，其以向父母购房周转为名，诱导陆总将夫妻共同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后二人感情破裂进入离婚诉讼程序，陆总发现上述欺诈事实，虽黄总最终以名下财产清偿担保债务并解除房产抵押，但陆总就此提出核心诉求——要求黄总返还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其个人担保债务的一半款项。本案虽以债务清偿、抵押解除暂告一段落，却折射出婚姻存续期间，家族企业经营中个人担保行为对家庭财产安全的巨大冲击，也引出了此类纠纷中一系列核心法律问题的探讨与解答。

一、公司股东为企业债务提供个人担保，该担保之债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公司股东为企业经营产生的债务提供个人担保，该担保之债能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裁判尺度，存在支持与不予支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裁判观点，且各有典型判例支撑与法理依据。

（一）支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观点

此类裁判的核心逻辑为担保行为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高度关联，配偶从企业经营中享有实质利益，参考(2020)京01民终3517号案件。该案中，王某与单某系夫妻，王某为某2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大股东，单某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二人合计持股比例约61%。某公司向某2公司出借2400万元用于企业经营，王某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某2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王某亦未履行担保责任。债权人诉请确认案涉担保之债为王某与单某的夫妻共同债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担保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超越形式上的“个人名义担保”，综合衡量担保行为是否指向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本案中，王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单某作为公司大股东，二人持股超50%，即便单某未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但其股东身份及对公司的资金支持，足以证明夫妻二人的共同利益与公司经营深度绑定；王某为公司经营提供担保的行为，与家庭生活存在相当关联性，应纳入夫妻共同经营范畴。而单某关于其收入与公司无关、对公司经营及分红不知情的抗辩，因缺乏充分证据佐证，未被法院采信。最终法院认定案涉担保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不予支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观点

该类裁判的核心原则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需满足“共同意思表示、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任一要件，无充分证据则不得推定，参考(2022)沪02民终409号案件。该案中，张某与李某原系夫妻，二人曾共同为A公司发起人，后李某受让股权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为案外人崔某的120万元借款提供一般保证担保，后因崔某未清偿债务，李某被列为被执行人。债权人诉请确认李某的担保之债为其与张某的夫妻共同债务。

法院审理后指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债权人需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案涉欠款协议的欠款人为崔某个人，李某仅为保证人，协议无张某签字确认，债权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担保行为系张某与李某的共同意思表示，故法院未支持案涉担保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请。(2020)豫07民终5570号等案件亦持相同裁判思路。

此类裁判的核心观点可归纳为：股东配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核心依据是实际分享了企业经营的收益，风险与收益应当对等。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若仅以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可能获得收益并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推定配偶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既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与经济秩序，也会无端加重企业与股东的经营风险，不利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与发展。

（三）司法解释的指导倾向与个案的司法认定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福建省高院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中明确，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适用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该复函虽为个案答复，但对类案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法理层面而言，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东为公司债务提供的个人担保之债，不能随意扩大至股东配偶，司法对此应持严格谨慎的态度。

回归本文所引典型案例，若案涉公司未能按期清偿借款，黄总需依约承担担保责任。尽管陆总系被欺诈办理夫妻共同房产抵押，但从债权人与法院的视角来看，难以直接认定陆总对抵押担保行为毫不知情，案涉房产抵押被认定为无效的可能性较低。但对内而言，在夫妻财产关系层面，若案涉房产因抵押被执行，陆总有权追究黄总的责任，主张其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个人担保债务的行为存在过错，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配偶一方名下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探析

在股东个人担保之债的执行阶段，债权人除通过诉讼主张配偶承担连带责任外，另一核心痛点为被执行人配偶名下财产的执行。被执行人配偶名下财产可分为夫妻共同财产与配偶个人财产两类，在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案涉债务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前提下，若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而配偶名下有财产，便引发了一系列执行层面的法律问题，核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债权人能否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主体

答案是否定的，未经审判程序，不得直接追加未举债配偶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2条明确规定，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仅规定了自然人死亡、被宣告死亡或失踪时，其遗产管理人、继承人、财产代管人等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并未赋予执行法院直接追加未举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权利。

据此，若生效法律文书已明确案涉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执行法院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将未举债配偶列为被执行人。债权人若主张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需通过诉讼程序予以确认，而非在执行阶段直接主张。

（二）未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时，如何执行其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

虽不能直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但法院可对被执行人与配偶共有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核心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2条。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并及时通知共有人。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会主动调查被执行人配偶名下的财产，因此债权人需自行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配偶的财产线索，若认为登记在配偶名下或其实际占有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向法院申请对该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在财产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后，可通过三种方式确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份额并执行：1.共有人达成财产分割协议，且该协议经债权人认可的，法院认定协议有效，执行仅及于被执行人享有的财产份额；2.共有人主动提起析产诉讼，明确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比例；3.债权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述后两种情形下，诉讼期间法院将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三）被执行人配偶的合法救济途径

若配偶一方认为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系其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8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若对案外人异议的裁定不服，可进一步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通过司法程序确认财产权属，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结合本文典型案例，本案虽未发生债权人代位析产的情形，但陆总与黄总已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了黄总的个人担保债务，在二人的离婚析产诉讼中，陆总有权向黄总主张返还其以个人财产份额清偿的部分，即要求黄总偿还对外还款金额的一半。

三、个人担保引发夫妻共同债务的风险反思与防控路径

结合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婚姻存续期间企业经营中的个人担保行为，极易引发家庭财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的交叉传导。为有效防范此类风险，维护家庭财富安全，需从司法救济、事前防控、证据留存三个维度构建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具体如下：

（一）明确夫妻共同财产被执行时，未举债配偶的司法救济路径

若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且该债务最终被认定为个人债务，债权人仅能就担保人的个人财产及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申请执行。对于未举债配偶而言，其合法救济途径主要包括四层：

案外人异议与异议之诉：若名下财产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可举证证明该财产为个人财产，提出案外人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可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排除强制执行；

协议分割共有财产：与担保人达成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经债权人认可后，明确担保人的财产份额，仅就该份额承担执行责任；

主动提起析产诉讼：通过诉讼程序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明确各方财产权属与份额，避免家庭财产被整体执行；

离婚诉讼中的补偿主张：在离婚析产诉讼中，依据《民法典》第1087条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规定，主张因对方个人担保债务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减少的部分，应由担保人一方承担返还或补偿责任，本案中陆总的诉求即属于该种情形。

（二）树立“家庭财产防火墙”意识，构建事前风险隔离机制

对于参与家族企业经营的家庭成员而言，提前构建家庭财产与企业经营的风险隔离屏障，是防范个人担保引发家庭债务风险的核心举措，具体可采取四项措施：

严格区分企业资产与家庭财产：杜绝企业资产与家庭财产混同使用，避免以家庭财产为企业经营提供无偿资金支持，防止企业经营风险直接传导至家庭；

审慎评估担保风险，杜绝盲目担保：在企业融资过程中，对个人担保行为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尽量避免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公司债务或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重大担保行为需夫妻共同确认：若确因企业经营需要提供个人担保，需确保夫妻双方均知情、同意，并签订书面确认文件，避免一方擅自以夫妻共同财产或个人名义提供担保，杜绝欺诈、隐瞒情形；

签订婚前/婚内财产协议：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夫妻双方名下财产的权属、收益分配及债务承担方式，对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进行清晰界定，增强家庭财产的风险隔离能力。

（三）留存“未参与经营”的关键证据，掌握家庭重大财产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是否参与企业经营、是否从企业经营中获益，是法院判断担保之债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考量因素。同时，家庭重大财产的处置权是防范财产风险的关键，因此需做好两方面工作：

留存未参与企业经营的证据：对于未实际参与家族企业经营的配偶一方，需妥善留存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未在公司任职的证明、未参与股东会/董事会决策的记录、银行流水证明未从公司获取分红或薪酬、与公司无资金往来的凭证等，以此证明自身与企业经营无实质关联，排除“共同经营”的认定；

掌握家庭重大财产的知情权与共同决定权：夫妻双方应建立家庭重大财产处置的沟通与确认机制，对于不动产抵押、大额担保、重大资产处置等行为，必须实行共同签署、书面确认，避免一方隐瞒、误导或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同时，日常需关注家庭财产的权属登记与变动情况，及时发现并制止可能引发债务风险的行为。

四、结语

综上，婚姻存续期间家族企业经营中的个人担保行为，是家庭债务风险的重要导火索，其核心争议在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而司法裁判的核心逻辑是“利益与风险对等”。对于家庭成员而言，既要明晰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与自身的司法救济途径，更要树立提前防控的意识，通过构建“家庭财产防火墙”、留存关键证据、掌握财产处置权等方式，实现家族企业经营与家庭财富安全的双向保障，避免因个人担保行为导致家庭财富面临不可逆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