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截至目前，香港仍没有一部类似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综合性AI法，也区别于内地“算法备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式的强制性规则体系。更准确的描述是：香港正在形成“既有法律为底座、AI专项指引与行业监管叠加、重点风险专项制度逐步推进”的治理模式。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下称“2026年《施政报告》”）。报告在“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治理”章节提出七项AI风险治理行动，并明确将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AI专员，由政务司司长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总的来说，香港尚未建立统一AI法，但2026年的政策信号已经非常清晰——在继续依靠现行法律和软法指引的同时，监管正向深伪、未成年人、AI产品责任和AI Agent等高风险场景推进专项治理。对企业而言，香港AI合规已不能再简单理解为“只有私隐合规”。

本文依据香港官方文件、监管机关新闻稿、司法判例报道及公开实务资料，分四个部分呈现香港AI治理的现状：立法监管框架、行政执法、司法案例，以及对内地企业涉港业务的影响。

一、立法监管框架

（一）没有统一AI法，但并非“监管真空”

条例所载六项保障资料原则覆盖个人资料的收集、使用、储存及跨境转移全流程，适用于处理个人资料的AI系统，是目前香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AI相关法律工具。¹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33条对跨境转移个人资料设有条件限制，但该条自条例生效以来尚未实施，亦无实施时间表。²不过，跨境存储、云服务、外包处理以及用途改变，仍可能受到保障资料原则及资料处理者管理义务的约束，不能理解为“跨境完全没有要求”。

《版权条例》第528章已包含“电脑产生”（computer-generated）作品的定义。香港政府在2026—27年度开支预算审核答复中明确表示，对于AI生成作品的版权保护及其侵权法律责任，现行《版权条例》已有适用条文；知识产权署同时正草拟相关指引，以进一步说明现行法律原则及其具体适用³。

香港现行刑事法并未把“使用AI”本身普遍设为犯罪。深伪诈骗、未经同意发布私密影像、发布淫亵或不雅物品等行为，仍需分别按照诈骗、私密影像、淫亵及不雅物品等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判断。政府在2026年1月亦确认，现行法没有专门针对“制作他人不雅照片”本身的独立罪名；这正是后续研究深伪专项立法的重要背景之一。

（二）AI专项指引已经形成骨架

私隐专员公署是香港目前持续发布AI个人资料及私隐治理文件的主要监管机构之一。自2021年以来，公署陆续发布多份AI治理指引，并于2026年进一步将监管关注延伸至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⁴

此外，数字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及《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2024年10月发布《有关在金融市场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宣言》，确立了“促发展、管风险”的双轨立场。⁵

上述框架、指引及政策文件本身并非独立的法定处罚依据，但具有明确的监管参考意义。尤其是私隐专员公署已在AI循规审查中，将机构落实《人工智能：个人资料保障模范框架》及《雇员使用生成式AI的指引清单》所载建议和最佳行事常规的情况纳入审查。因此，企业是否构成违法仍应以《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为依据，但相关AI指引已成为理解监管要求和建立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参考。

（三）金融业是香港AI监管最成熟的领域

金融业已经形成较完整的“治理原则＋高风险用例控制＋测试沙盒＋网络安全”路径。

证监会方面，2024年11月发布《生成式AI语言模型的使用》通函，将“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意见或研究”列为高风险用例，要求相关输出转达客户前须经人工介入核实；2026年6月再发通函，要求持牌法团检视其应对“AI驱动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据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统计，本地网络安全事故由2024年的12,536宗增至2025年的15,877宗。⁷

（四）立法动向

目前有三条立法线索值得持续跟踪：

2.法律配套检视。2026年3月，律政司牵头成立“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AI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门工作小组，由不同政策局和部门检视现行法律是否足以应对AI发展，并研究制定专属法例、采取行政措施等方案的需要及可行性。⁹

3.AI数据治理的专门立法。据公开报道，2026年7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已实质启动AI数据治理专门法律框架的准备工作。另据立法会秘书处2026年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香港AI产业配套存在短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香港的AI准备度排在全球第20位，仅约2%的香港受访机构达到AI应用“充分准备”水平，且缺乏覆盖全行业的统一AI发展战略。¹⁰

二、行政执法：目前以“循规审查”而非AI专项处罚为主

（一）法定职权与实际运用

依据《私隐条例》，私隐专员公署对个人资料处理活动的主要监管职权包括以下四项：¹¹

视察——《私隐条例》第36条

“……专员可对——（a）资料使用者所使用的任何个人资料系统；或（b）属于某资料使用者类别的资料使用者所使用的任何个人资料系统，进行视察，目的在确定资讯以协助专员……作出关于促进有关的资料使用者……遵守本条例的条文（尤其是各保障资料原则）的建议。”此为公署开展循规审查的法律基础。

调查——《私隐条例》第38条

凡专员（a）收到一项投诉，或（b）“有合理理由相信”资料使用者有“可能属违反本条例下的规定”的作为或行为……，……可就有关资料使用者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关作为或行为是否属违反本条例下的规定”。

执行通知——《私隐条例》第50（1）条；违反执行通知的刑事责任——第50A（1）条

第50（1）条：“如专员在完成一项调查后，认为有关资料使用者正在或已经违反本条例之下的规定，专员可向该资料使用者送达书面通知，指示该资料使用者纠正该项违反，以及（如适当的话）防止该项违反再发生。”第50A（1）条：“资料使用者违反执行通知，即属犯罪——（a）一经首次定罪——（i）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2年；及（ii）如罪行在定罪后持续，可处每日罚款$1,000；及（b）一经再次定罪——（i）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2年；及（ii）如罪行在定罪后持续，可处每日罚款$2,000。”（第5级及第6级罚款的金额现分别为港币50,000元及100,000元。）

“起底”罪行的刑事调查及检控——《私隐条例》第64条（2021年修订引入）、第64C条

第64（3A）条：“如任何人（披露者）在未获资料当事人的相关同意下，披露该当事人的个人资料，而——（a）披露者的意图，是导致该当事人或其任何家人蒙受任何指明伤害；或（b）披露者罔顾是否会（或相当可能会）导致该当事人或其任何家人蒙受任何指明伤害，披露者即属犯罪。”2021年修订同时赋予专员就该等罪行进行刑事调查的权力；第64C（1）条：“专员可用本身的名义检控以下罪行——（a）第64（1）或（3A）……条所订罪行；或（b）串谋犯上述罪行的罪行。”

金管局、证监会等行业监管机关亦有权依各自条例采取监管行动。从公开信息观察，上述权力在AI领域的实际运用，目前以发布指引、作出风险提示和开展主动循规审查为主。其中，循规审查是观察香港AI监管实践最主要的窗口。

（二）三轮循规审查的基本情况

私隐专员公署自2023年起，就各行业机构使用AI的情况开展主动循规审查。根据公署先后于2024年2月21日、2025年5月8日及2026年5月19日发布的三份新闻稿，三轮审查的基本情况如下：¹²

香港目前尚未形成大量“因使用AI本身而受到处罚”的执法案例。监管重点仍是：当AI处理个人资料、向客户提供受监管服务或引发其他法律风险时，是否违反既有法定义务。

（三）风险提示：代理式AI成为新的监管焦点

2026年3月16日，私隐专员公署就OpenClaw等代理式AI工具发出风险提示。公署指出：

“从保障个人资料私隐角度，代理式AI的相关风险比一般AI聊天机械人为高。”¹³

其理由在于：此类工具可部署于本机或服务器，预设权限较高，可读写本地档案、调用系统资源并按预设流程自主执行多步骤任务，第三方插件亦可能夹带恶意代码。公署建议机构采取最小权限、官方渠道下载、隔离运行环境、审慎安装插件等措施，并保留“人在环中”的最终决定权。这一提示与其后发布的《模范框架——代理式人工智能篇》及第三轮循规审查新增的“慎用AI智能体”建议一脉相承，反映监管关注点正随技术形态演进。

（四）执法个案的公开情况

私隐专员公署2024-25年度年报（年报主题即为《善用人工智能 构建数码私隐新时代》）披露：年内接获投诉3,450宗，展开134次调查、88次刑事调查，进行拘捕行动20次、拘捕21人，开展循规行动443次。¹⁴就该年报及其他公开资料所载，尚未见以“使用AI”为直接事由的执行通知或检控个案；已公开的执法个案仍以传统私隐违例为对象（如2025年3月公布的俊思管理有限公司资料外泄事故调查，公署认定该公司违反保障资料第4（1）原则有关个人资料保安的规定，并送达执行通知）。¹⁵

其中一组趋势性数据可供参考：公署通过主动网上巡查发现的“起底”个案为65宗，较2022-23年度的841宗下降约92%。公署将此归因于条例修订后的执法震慑及宣传教育。¹⁶金管局、证监会层面，前述AI相关通函发布后，亦未见公开披露据此作出的纪律处分个案。

总体而言，香港AI领域的行政监管目前呈现“指引先行、审查跟进、个案执法尚未显现”的状态。考虑到循规审查覆盖面逐年扩大、审查指标逐年细化，且监管机关已明确将代理式AI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后续的监管实践值得持续观察。

三、司法案例：AI相关纠纷在香港法院的初步面貌

就已公开的判例与司法报道观察，香港法院尚未审理以AI系统本身的责任为争议焦点的实体民事案件（如AI生成物的版权归属、AI产品责任或算法歧视等）。目前进入法院视野的AI相关案件，主要集中在诉讼程序中的AI使用问题，以及以AI为犯罪工具的刑事案件两个方面。

（一）司法机构的内部规范

2024年7月，香港司法机构颁布《法官及司法人员和支援人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指引》，系首套供法官、司法人员及支援人员使用生成式AI的指引。核心原则包括：谨慎、负责任地使用；核实输出；保护私隐、机密及敏感资料；在缺乏充分核验机制时，不建议依赖生成式AI进行法律分析。¹⁷

（二）诉讼程序中的AI使用

近年的公开判例也呈现相似态度。例如，在余瀚棠诉中原地产案（HCLA 33/2024 [2025] HKCFI 808）中，法院批评无律师代表的当事人提交由AI“堆砌”的陈词，并指出其中引用的外国案例并不适用于相关香港法律问题；在Tung Lai Lam案（DCEO 12/2024 [2026] HKDC 290）中，法院进一步提醒生成式AI可能出现“幻觉”并产生错误信息。

（三）AI相关刑事案件的检控实践

以AI为工具实施的犯罪，目前均依既有罪名处理，以下几类案件具有代表性：

• 深伪视频会议诈骗。2024年1月，警方接获全港首宗利用深伪技术进行多人视像会议的诈骗案。骗徒从网上下载某跨国公司英国总公司高管的公开影片，以AI技术改换嘴型并配音，在多人视频会议中假冒首席财务官及其他职员，指示香港财务职员先后转账15次、合共约2亿港元。约一星期后公司与总公司核实，始发现受骗。据警方统计，2023年前11个月香港科技罪案共31,843宗，损失50.9亿港元，同比分别上升53%和72%。¹⁸

• 深伪诈骗集团的系列检控。2025年，警方捣破一个租用九龙湾工业大厦单位营运的诈骗中心，共拘捕31人，案件涉及以深伪技术进行网恋，诱骗亚洲等地受害人在虚假加密货币平台投资，涉款约3,400万港元。

• AI生成不雅影像。2025年7月，一名香港大学法律系学生被指使用免费在线AI工具，以取自社交媒体的照片为20至30名女性同学及教师生成不雅图片，相关图片仅被生成、未被传播。私隐专员公署依《私隐条例》第64条（反起底条款）展开刑事调查。该案引发了关于法律空白的讨论：署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2026年1月在立法会确认，香港现行法下没有专门针对“制作他人不雅照片”的罪名，现有可援引的罪名均以“发布”“取用电脑”或“披露并造成伤害”等为构成要件。政府同时表示，“AI问题跨行业差异大，难以单靠一部法例全面处理”，倾向以专项修法方式回应。^{19 20}

• AI声纹合成诈骗的上升趋势。据警方数据，2026年首7个月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约1.7倍，损失约1.46亿港元；騎劫账户后利用AI合成声纹致电事主亲友，已成为常见手法。²¹

（四）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领域

在知识产权领域，香港法院尚未审理涉及AI生成物版权归属或AI训练数据侵权的案件。相关争议目前主要通过前述版权修法咨询处理，政府的初步看法是现行“电脑产生”作品的规定已可涵盖AI生成作品。英国高等法院2024年11月就Getty Images诉Stability AI一案的判决虽受到香港法律界关注，但香港本地尚无对应案例。²²

总体而言，香港司法系统对AI的应对呈现两个特征：在程序层面，通过内部指引和个案判词确立对AI生成内容的审查立场；在实体层面，将AI相关行为纳入既有罪名和法律框架处理，暂未形成针对AI的专门裁判规则。

四、对内地企业涉港业务的影响

现阶段，香港AI监管对内地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合规义务的预期管理，而非执法个案的直接约束。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私隐条例》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在港注册机构

按照私隐专员公署的立场，《私隐条例》适用于任何控制使用香港居民个人资料的组织，无论其注册地或服务器所在地。实务中有观点举例说明：一家在香港以外注册的公司运营AI招聘平台、筛选香港居民的简历，即使没有在香港设立办公室，仍须遵守六项保障资料原则，并宜指定香港代表处理数据主体请求。对以香港为出海节点的内地SaaS及AI企业而言，只要产品或服务触达香港用户并处理其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合规要求即可能适用。

（二）两地制度差异带来的合规成本

内地已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的多层强制性AI监管体系（包括算法备案、深度合成管理、生成式AI服务管理及2026年智能体相关规定），与香港“《私隐条例》＋软法指引”的路径存在结构性差异。实务观点将两地制度的衔接难点归纳为以下四项：

2.跨境传输机制尚未互认。内地设有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三条路径；香港第33条尚未实施，目前向香港以外传输个人资料无前置审批或备案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内虽设有个人信息跨境标准合同等便利化安排，但均有适用范围限制，难以支持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海量数据流动。

3.AI备案与安全评估互不衔接。内地对生成式AI服务和高风险AI智能体实行上线备案及年度安全评估；香港目前不设前置审查。若香港日后引入评估制度，两地材料能否互认尚不确定。

4.宽松窗口可能随立法进程收窄。前述专门立法的筹备信号意味着香港现行的监管格局可能发生变化。有实务分析认为，第33条跨境转移条款的激活和完善，可能成为专门立法的配套工具之一。

（三）现阶段可开展的合规工作

综合实务观点，以香港为业务节点的内地企业可考虑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AI系统清单和数据流台账。企业应至少梳理目前正在采购、开发和使用的AI系统，包括具体用途、供应商、涉及的数据来源、输入及输出内容、储存地点、访问权限和保留期限，并特别标识其中是否涉及客户、员工等个人资料。对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存在数据流动的，还应进一步区分“内地采集—香港使用”“香港采集—内地访问”“香港调用境外模型”等不同路径，分别判断两地法律要求，避免将内地数据出境要求与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要求混为一套流程。

第二，把“上线前评估”设为AI应用的内部准入门槛。对涉及个人资料，特别是招聘、信用评估、生物识别、未成年人、客户画像或其他可能对个人产生重大影响的AI应用，建议在上线前完成风险评估；风险较高的场景进一步开展私隐影响评估（PIA），并测试系统的可靠性、稳健性、公平性和安全性，同时明确是否需要“人在环中”的人工复核。2026年私隐专员公署的循规审查显示，涉及个人资料的受查机构均进行了AI风险评估，约96%在上线前进行了系统测试，约79%开展了私隐影响评估，这些项目已经成为监管观察企业AI治理的重要指标。

第三，重点管住“供应商”和“员工使用”两个入口。对外采购AI模型、云端AI服务或第三方Agent时，应在合同及供应商尽调中明确个人资料用途、是否用于模型训练、数据储存地点及期限、删除机制、分包商管理、保安措施、资料泄露通知及退出后的数据处置等事项。内部则应建立生成式AI使用规则，明确哪些工具可以使用、员工可以输入哪些数据、哪些场景禁止输入客户或员工个人资料，以及AI输出的事实核验、标识和事故报告要求。私隐专员公署2025年的《雇员使用生成式AI的指引清单》已经将这些内容列为企业内部政策的核心项目。

第四，把合规措施转化为可供监管核查的证据。企业不宜只保留一份原则性的“AI政策”，而应形成能够实际证明治理措施已经执行的材料，例如AI系统清单、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上线测试记录、供应商尽调及合同、员工AI使用政策、培训记录、权限配置、人工复核记录、事故处置记录等，并在模型、用途、数据来源或供应商发生重大变化后重新评估。对于代理式AI，还应进一步落实最小权限、系统和数据访问隔离、插件管理、操作日志、最长数据保留期限以及高风险动作的人为监督。私隐专员公署2026年8月发布的代理式AI指引已经将这些措施具体化。

结语

因此，对内地企业而言，现阶段既不宜把香港理解为“AI监管宽松、基本无要求”，也不宜把内地或欧盟的AI监管框架直接套用到香港。更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具体AI产品、数据流和行业属性，先把现行法律义务落实，再为正在形成的专项规则预留治理接口。

* 实习生陈奕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