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债务人在开曼设了信托，债权人却在上海赢了官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海外信托的跨境属性使其天然面临复杂的法律冲突问题。当信托内部治理发生纠纷，或外部债权人挑战信托效力时，究竟应当由何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应当适用哪国法律来判断信托的效力、解释信托条款、确定受托人义务？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信托安排的稳定性与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将从海外信托管辖争议的主要类型与解决路径入手，分析信托法律适用的国际规则与主要法域立场，进而探讨中国法院在处理涉海外信托纠纷时的司法态度，最后提出海外信托设立的风险防范与国内信托制度完善的建议。

二、海外信托管辖争议的主要形态

（一）管辖争议的类型化分析

海外信托纠纷中的管辖争议，根据争议主体与性质的不同，可以大致区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内部争议：信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此类争议发生在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保护人之间，典型情形包括：受益人对受托人管理行为的异议、受托人寻求法院对信托条款的解释或对管理行为的确认、委托人或保护人主张变更受托人、受益人资格与受益权范围的争议等。这类争议的核心在于信托内部治理关系的调整，通常信托契约中会包含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因此，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管辖确定中具有重要地位。

2.外部挑战：委托人的债权人或亲属对信托的挑战

此类争议的原告并非信托当事人，而是主张信托无效或信托财产应予追回的外部主体。典型情形包括：委托人的债权人依据欺诈转移（fraudulent transfer）规则主张信托设立行为损害其债权；委托人的配偶在离婚诉讼中主张信托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委托人的法定继承人在遗产诉讼中挑战信托安排。在此类争议中，债权人是否受管辖条款的约束，取决于具体的诉讼类型、管辖法院的法律适用规则以及债权人的诉讼策略。

（二）影响管辖权确定的关键因素

信托契约中的管辖条款。海外信托契约通常包含明示的法院选择条款（choice of court clause）或仲裁条款，指定特定法域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拥有排他性管辖权。在内部争议中，此类条款通常得到各法域法院的尊重。然而，需要注意以下限制：第一，当争议涉及信托财产所在地的物权性效力时，财产所在地法院可能主张专属管辖；第二，在外部债权人挑战信托的场合，管辖条款对非签约方原则上不具有约束力。如香港法院在 Chow v Tong案中重申了这一原则：非信托契约当事人可被视为信托安排的“局外人”，不受其中管辖条款的约束。第三，部分地区可能存在公共政策优先情况。如泽西《1984年信托法》第49（2）条规定，外国信托在其内容违反泽西法律、道德或公共政策的范围内不可执行。

信托财产所在地与受托人所在地。在缺乏有效信托契约管辖条款的情况下，信托财产所在地法院和受托人营业地法院通常被视为具有管辖权的“自然法院”（natural forum）。这一立场既符合“实际控制”原则——信托财产所在地法院对财产具有实际控制能力，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更为便利——也符合“与争议具有最真实和实质联系”的标准。

信托管理地。信托的实际管理地是指受托人作出管理决策、保管信托文件与记录、进行日常运营的地点。在信托契约未明确约定管辖的情况下，管理地法院往往被认为最适于审理信托内部治理争议，因为信托管理行为和管理标准通常依据管理地的法律与惯例来评判。

（三）不同典型法域的管辖立场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与开曼群岛法院通常对依据本地法律设立、受托人为本地持牌信托公司的信托主张管辖权，并倾向于尊重信托契约中的专属管辖条款。如《开曼群岛信托法》（2021年修订版）第90条确立了作为法定“法律适用条款”的防火墙条款，但并不授予开曼群岛专属管辖权。这意味着若在信托契约中约定开曼法律作为准据法或开曼群岛为信托管理地，有关开曼群岛信托的所有问题——包括信托财产的处置——必须根据开曼法确定，而不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英国法院在海外信托纠纷中的管辖权较为宽泛。若信托财产位于英国境内或信托的管理与英国有充分联系，受托人本人受英国法院管辖，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在著名的Chellaram v. Chellaram案中，英国法院对一项设立于域外的信托行使了管辖权，理由在于信托的实质管理行为发生在英国境内。英国法院的“宽泛管辖”倾向使得许多海外信托纠纷被引导至英国诉讼，这与英国作为全球信托法律服务主要市场的地位密切相关。

新加坡与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均制定了信托相关法律，并在判例中确立了较为明确的管辖规则。新加坡信托的管辖与法律适用主要依赖普通法冲突法规则，即法院以“受托人所在地”和“信托管理地”为主要连接点决定管辖；未明确选择准据法时，适用与信托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香港作为《海牙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的适用地，则优先按照信托文件确定的管辖地确定管辖，如果信托文件未选择适用的法律，信托须受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所管辖。

三、海外信托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信托法律适用的观点演变

信托的法律适用问题本质上是确定“支配信托的法律”（governing law of the trust），即哪一法域的法律将用于判断信托的有效设立、信托条款的解释、信托管理的标准、受托人权利义务的范围以及信托的变更与终止等问题。

在国际私法上，信托的法律适用经历了从“分割论”到“统一论”的演变。分割论认为，信托的不同方面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信托的有效设立适用设立行为地法或财产所在地法，信托管理适用管理地法，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统一论则主张，应尽可能确定单一准据法来支配信托的绝大多数方面，以确保信托内部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现代国际信托法律适用规则以1985年海牙《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信托公约》）为标志性成果。公约第6条明确规定，信托应受委托人选择的法律支配，且该选择必须是明示的或能从信托条款中默示推断出的。第7条规定，在委托人未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信托应受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法院在确定最密切联系时应特别考虑：委托人指定的信托管理地、信托财产所在地、受托人居住地或营业地、信托的目的及其实现地。

（二）《海牙信托公约》的适用与局限

《海牙信托公约》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专门处理信托法律适用与跨境承认的多边条约，目前已获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意大利、荷兰、中国香港等在内的14个法域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开曼群岛和BVI等主要海外信托设立地均未加入该公约，中国内地亦未加入。

公约的适用存在以下局限：第一，公约仅适用于“自愿设立并以书面证明的信托”，排除了法定信托和推定信托；第二，公约不处理信托设立的“先决问题”（preliminary issues），例如委托人是否有权处分信托财产的问题，通常仍需依据委托人属人法或财产所在地法来判断；第三，公约第15条和第16条允许缔约国在公共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婚姻身份及财产制度、继承和破产中对债权人保护等领域适用本国冲突规范指定的法律，这使得公约的统一效力受到一定侵蚀。

对于公约的适用，海外信托实践中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即使信托设立地未加入公约，只要信托契约明确指定了适用法律，法院一般仍应尊重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这在普通法系的信托判例中得到了广泛支持。

（三）法律适用条款的效力及其边界

海外信托契约中通常包含明确的法律选择条款，指定某一离岸法域的法律作为信托的适用法律。此类法律选择条款在当事人之间一般具有决定性效力。但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并非不受任何限制：

第一，强制性规则的介入。各法域均保留通过强制性规则（overriding mandatory provisions）排除当事人法律选择的权力。例如，在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法、反洗钱、制裁合规等领域，法院可以适用法院地法的强制性规则，而不论信托契约选择了何种法律。

第二，公共政策保留。如果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将导致与法院地公共政策明显抵触的结果，法院可以拒绝适用该法律。例如，在委托人试图利用海外信托逃避对家庭成员的法定扶养义务或规避遗产继承法中的特留份制度时，法院可能以公共政策为由否定信托条款的效力或不予承认。

第三，财产转移效力的“分割适用”。信托的有效设立以财产有效转移给受托人为前提。委托人将位于某一法域的财产转移至海外信托的行为，其物权变动效力通常应适用财产所在地法。如果财产所在地法不承认信托的法律概念或不认可特定财产的信托持有方式，则即使信托契约指定适用离岸法域法律，财产转移的效力仍可能受到质疑。

（四）主要海外信托设立法域的信托法律

1.开曼群岛

开曼《信托法》（Trusts Act, 2021年修订版）规定，开曼法律适用于在开曼设立的信托及以开曼法为适用法律的信托。开曼法院在信托纠纷中通常尊重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除非该选择违反开曼的公共政策。开曼还制定有《欺诈处分法》（Fraudulent Dispositions Law），允许债权人在特定条件下挑战信托设立行为，但设定了较短的时效期间和较高的证明标准，体现了保护信托稳定性的政策取向。

2.BVI

BVI《受托人法》（Trustee Act, 2021年修订版）及其信托立法同样确认了当事人法律选择的优先性。BVI法院在信托法律适用上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除非涉及本地强制性规定或公共政策，通常不会主动适用BVI法律来替代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3.泽西岛和根西岛

作为两大信托中心，泽西和根西的信托立法均允许委托人选择适用法律，且法院对“防火墙条款”（firewall provisions）的执行较为坚定。防火墙条款旨在将信托与委托人本国法的某些强制性规定（如强制继承规则）相隔离，泽西法院在Trusts （Jersey） Law 1984第9条下明确赋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并为海外信托抵御外国法干预提供了较强的法律屏障。根西岛同样在其《信托法》第14条下注明所有与根西岛信托或其财产处分相关的问题，都必须完全依据根西岛法律来裁定，而不考虑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4.新加坡

新加坡《受托人法》（Trustees Act）及《信托（修正）法》为信托法律适用提供了清晰框架。新加坡法院在涉及海外信托的案件中，倾向于适用信托契约明示选择的法律，但在涉及新加坡境内财产或新加坡居民的特定情况下，可能适用新加坡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

四、中国视角下的海外信托管辖与法律适用

（一）中国《信托法》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框架

中国《信托法》第3条规定，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信托活动适用该法。这一规定体现了属地原则，但并未对“涉外信托”的法律适用作出专门安排。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7条首次在中国立法中确立了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规则：“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该条明确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的基本原则，并在缺乏法律选择时提供了两个并列的客观连结点。

然而，该规定在适用于海外信托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信托关系发生地”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是指信托契约签订地、信托设立行为完成地还是信托管理行为开始地，缺乏司法解释的细化；第二，在海外信托的典型场景中，信托财产往往位于多个法域，“信托财产所在地”难以唯一确定。

（二）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

中国法院直接审理海外信托内部治理纠纷的案例尚不多见，相关司法立场主要通过涉及海外信托的婚姻、继承、债权人撤销等案件间接呈现。

在若干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将海外信托财产排除在夫妻共同财产之外，中国法院的审理路径通常不是通过信托法律适用规则来判断信托是否有效，而是从信托设立时间、委托人是否保留实际控制权、信托受益安排等事实层面判断信托财产是否实质上仍属于委托人可支配的财产。例如，在部分案件中，法院认定委托人虽然设立了海外信托，但通过担任保护人或通过信托契约保留了对信托财产的实际控制权，从而认定信托财产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范围。

在涉及债权人撤销权的案件中，中国法院倾向于适用《民法典》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审查信托设立行为是否构成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审查路径本质上是以中国法律来判断信托设立行为的对外效力，而非直接适用信托契约的适用法律。

此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信托判决方面，由于中国尚未加入《海牙信托公约》，且与主要离岸法域之间缺乏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外国法院关于海外信托的判决在中国获得承认和执行仍面临较大障碍。

（三）“防火墙”条款与中国强制性规则之间的张力

海外信托通常设有“防火墙条款”，旨在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本国法中的强制继承、婚姻财产和债权人追索规则相隔离。对于中国籍委托人而言，这一防火墙能否在中国法院获得认可，是海外信托架构有效性的关键问题。

从中国法的角度看，以下几类规则可能被视为强制性法律规定，从而挑战防火墙条款的有效性：第一，夫妻共同财产制度。 委托人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资产未经配偶同意转移至海外信托，可能构成对配偶财产权的侵害；第二，债权人保护规则。 委托人在负债状态下设立信托转移财产，可能构成欺诈性转移；第三，《民法典》第1141条继承编中关于必留份的规定不排除被主张为强制性规则，但尚无生效判例确认。而信托财产本不属于遗产，中国法院是否会用第1141条穿透信托，目前并无判例支撑。

目前，中国法院尚未明确是否将上述规则定性为可排除当事人法律选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但从司法保护家庭弱者权益和债权人利益的趋势看，完全阻断中国法适用的可能性较低。

五、风险防范与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对海外信托设立与管理的实务建议

1.精心设计管辖与法律选择条款。委托人及其法律顾问应在设立信托时，充分考虑信托财产所在地、委托人及受益人居住地、受托人所在地等因素，选择具有成熟信托法判例体系和高效司法程序的法域作为争议解决地，并确保管辖条款的排他性和明确性。

2.确保信托的真实性与受托人的独立管理。中国法院及其他法域法院在判断海外信托资产与个人资产时，核心考量因素之一是委托人是否保留了对信托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信托被认定为“虚假信托”（sham trust）或委托人实际上保留了等同于所有权的控制力，则防火墙条款和信托有效性将面临严重挑战。因此，信托设立后应确保受托人享有真正的自由裁量权和管理独立性。

3.关注信托设立时的财产来源合法性。委托人应确保转移至信托的财产来源合法，不存在规避既有债务、侵犯配偶财产权或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情形。否则，即使信托本身依据离岸法域法律有效设立，其设立行为的对外效力仍可能在中国法院受到挑战。

4.定期审查信托架构的合规性。随着委托人居住地法律的变化和国际税收透明化趋势的加强，海外信托的合规要求持续提升。信托的日常管理应保持完整的决策记录和文件存档，以证明信托管理确实按照适用法律和信托契约进行。

（二）中国涉外信托法治的完善方向

1.细化信托冲突规范。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专门立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对于信托的处理规则，并对信托财产位于多个法域时的法律适用提供清晰的解决规则。

2.明确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例外的范围。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应当明确哪些中国法规则构成不可排除的强制性规则，例如婚姻家庭法中的基本保护规则、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等，以增强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

3.探索加入《海牙信托公约》的可行性。加入公约有助于为中国法院处理涉外信托纠纷提供统一的规则框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信托法律服务市场中的制度竞争力。

六、结语

海外信托的管辖争议与法律适用问题，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私人财富跨境安排与主权国家法律秩序之间的张力体现。一方面，海外信托制度依赖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法域之间的规则竞争，委托人通过选择离岸法域的法律和法院来实现资产保护与传承规划的目标；另一方面，委托人本国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和公共政策构成了不可回避的法律边界。

对于中国高净值人群和家族企业而言，海外信托既非工具，也非“法外之地”。在全球化与本土监管同步收紧的时代背景下，海外信托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其设立与管理的合规质量，而非单纯的架构设计技巧。委托人应当在专业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在尊重各国强制性规则的前提下，合理运用法律选择与管辖安排的空间，实现财富传承与法律安全的平衡。

作者简介